【环球时报报道 驻美国、希腊特约记者 侯健羽 梁曼瑜 特约记者 陆洲 陈言】编者按：2008年9月15日，次贷危机升级，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一场冲击全球的“金融海啸”随之而来。回首这十年，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等人近日撰文反思：“为什么金融监管机构没有预见到这场危机?我们是否为下一次危机做好了准备?”9月13日至14日，芝加哥大学举办一场金融危机10周年研讨会，与会者也在不厌其烦地谈论着危机产生的根源、造成的“恶果”。尽管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已缓慢恢复，但这场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短时间内仍无法消除：一些国家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债台高筑，一些国家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十年间，“我们是99%”的美国中下层民众通过“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对“1%的金融资本家”的愤怒，日本经济学界对这场危机给日本经济又带来“停滞的十年”而惋惜，希腊民众则在庆幸这个欧元区国家没有被危机毁掉。让我们听听这些国家的民众如何讲述这十年的故事，看看世界究竟改变了多少。

2010年9月24日，雷曼兄弟的标识牌被佳士得拍卖行拍卖。

　　大多数美国人：变得更加谨慎

　　“房地产泡沫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催化剂。”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网站刊文这样回顾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这场危机影响了很多美国人的生活，特别是中产阶级，有的失去房子，滑落到底层：有些人后来挺过难关，开始新生活，有些人则成为危机的“牺牲品”。

　　前雷曼员工、抵押贷款分析师帕特尔在过去几年成了美国媒体关注的“网红”，每到雷曼破产纪念日，就会跟踪报道他的最新进展。离开雷曼后，帕特尔上了医学院，在一家县级医院妇产科实习的经历让他觉得当医生比从事金融业更有满足感。帕特尔说：“我晚上睡得很好，因为我为别人的生活带来好的变化。”在金融危机爆发10年后的今天，帕特尔是里士满大学医疗中心的首席住院医师。

　　《环球时报》记者接触过一些金融危机后为生计参加美国陆军的美国人。卫斯里克原本是个画家，他的油画常被一些咖啡馆拿去展览出售，危机后因生意难做，他到陆军服役，后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期间，老婆和他离婚。卫斯里克多处受伤，成为退伍伤残军人，目前每月可拿到政府给他的近6000美元的生活补助。单身生活的卫斯里克现在不用为生活发愁，又开始搞起艺术创作。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路易斯却没那么幸运，金融危机失业后他参了军，战场上的经历导致他精神上的创伤，退伍后吸毒酗酒。去年初的一天，路易斯从酒吧出来时被车撞死。

　　一些美国朋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金融危机给美国社会上了一课。房地产泡沫和失业让很多美国人从中产跌到无产阶层。一些美国人将原因归结为美国政客一贯的好战政策，为华尔街金融大佬们的利益而满世界开战，使美国负债累累，人民背负沉重负担。”来自美国中产家庭的加里，10年前被芝加哥大学视觉艺术系录取，不断攀升的学生贷款利率、艺术市场的低迷让他情绪失落。好在，他后来自学概率统计等数学知识，还仔细研究了赌场的规则。现在的加里已经是克利夫兰赌场的高级会员，每周去赌场好几次，“一个星期能赢1000多美元”。

　　金融危机后，美国商业银行和按揭贷款机构都大幅度提高对按揭贷款申请人资质的门槛，严查贷款申请人的工作状况和薪酬状况，发放按揭贷款异常审慎。《环球时报》一位特约记者2015年在美国购买第二套房子时，曾尝试用已有的第一套房产向银行申请办理房产抵押贷款，这类抵押贷款在危机前被认为是风险很小的，通过审批本来是比较容易的。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银行对这类贷款的审批增加了不少环节，他的申请最后被拒。该记者定居在硅谷附近一个人口不到10万的小城，那里因有很好的公立学校和良好的社会治安而吸引了大批在硅谷工作的白领。危机以前，小城几乎看不到无家可归者，但最近几年，流浪者人数和入室盗窃案数量明显增多。

　　对美国而言，金融危机带来的最深刻变化是贫富之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和财富分配的新一轮洗牌。这也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加者喊出“我们是99%”这一口号的原因。此外，按揭贷款门槛提高对刚从学校毕业的美国年轻人冲击最大。最新统计显示，美国25岁到30岁的年轻人和父母合住的比例2016年达到33%，是1970年的3倍，创下75年的新高。最近几年，尽管美国股市的增幅超过经济增速，但是和危机前比较，美国家庭的投资却变得更为保守和审慎，相对于积极主动管理资产组合的传统基金而言，更多的美国家庭正在把更多的财富转向保守和被动追踪大盘的指数基金。

　　2008年11月4日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上任后开始和华尔街大佬们博弈，但不少美国人认为，他最后还是成了华尔街大佬的傀儡。因此，一些失房、失业的蓝领和中产白人相信并支持特朗普重振美国经济的政策，他们希望美国恢复到“人人劳动就可养活自己的时代”，而不是吃福利的人比拿最低工资的人赚得还多。

　　在美国人看来，这场危机也改变着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一书作者、中国与亚太事务问题专家珍妮·克莱格近日撰文谈“崛起的中国十年：金融危机后的10年”。文章肯定了金融危机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克莱格写道：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以上，远远超过美国，中国在缓解世界经济衰退的趋势，成为发展中国家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日企副总裁：危机让我成为恶人

　　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最近和一些日本经济学家、企业家交流时发现，谈到10年前的金融危机，日本人更喜欢用“雷曼冲击”这样的字眼。

　　陈言回忆说，10年前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的消息传来时，日本一家上市企业负责财务的副总裁刚好在北京出差，和他一起谈该事件可能带来的后续反应。当时，该企业的总裁也从东京打来电话，和这位副总裁谈了很长时间。这位副总裁已是“退隐”之人，谈到金融危机发生后几年企业的应对措施，他无奈地说：“我是一个经营企业的人，为自己打拼，同时也是给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但怎么在那些年却变成一个专门去搞企业关门、合并、裁员的恶人了呢?”这几年，他在远离东京的地方买了一套面积很小的房子居住，几乎不与任何熟人来往，似乎是以这种方式向那些被他下令解雇的员工谢罪。

　　庆应大学名誉教授井村喜代子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及崩溃过程颇有研究，在这位日本经济学家看来，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研究过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全过程，但得出的结论是“即便美国出现房地产价格暴跌的情况，也不会影响美国的财政及金融”，而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又无处理能力，导致世界经济停滞，很多国家也跟着遭殃。

　　谈到美国、中国和日本高科技企业这10年的变化，井村喜代子说：“美国IT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技术革新，中国企业也在IT及制造方面追了上来。而日本的技术开发、经营模式的改良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也是日本受‘雷曼冲击’的影响比美国大，冲击之后长期不能走出失落的主要原因。”

　　“雷曼冲击”后的这10年，日本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多位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打着“安倍经济学”的旗号再度上台，但没有挽回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过去10年间，也是日本企业不断重组、不断减小经营范围的10年，几乎看不到日本企业在产品、服务及企业经营模式上的革新。

　　除了“雷曼冲击”，日本学界还在谈论“特朗普风险”，担心美国以全世界为对手的“贸易战”会让世界经济明显进入“收缩”状态，而一旦进入“收缩”阶段，日本就无法革新，日本企业也将不敢进行大规模投资。

　　希腊民众：现实已经让人麻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接了下一棒，欧元区中原本经济基础就比较薄弱的南欧国家情况尤其糟糕。希腊债务危机即将进入第十个年头，“勒紧裤头”多年的希腊人民8月20日终于告别长达8年的经济援助。但期待中“喜迎国家新时代”的欢庆场面没有出现，希腊政府的刻意低调和当地社会的冷漠反应都暴露出一个事实——希腊经济危机还没有真正过去。曾经历过多次政府更迭、历史性公投、资本管制、全国罢工、街头暴力等大事件的希腊人，尽管有怨气，但又不得不在“后援助时代”默默地接受现实，努力寻找出路。

　　今年51岁的瓦西里是一名船舶电气工程师，家在雅典西郊。在航运大国希腊，与修造船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非常抢手。20多年前，大学一毕业，瓦西里就开设公司，承接游艇电路维修工程，生意一直不错。但瓦西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对财经新闻不感兴趣，所以当2009年新闻上都在谈论希腊财政赤字问题时，他还以为那只是政府的事，与老百姓无关。

　　金融危机蔓延，对希腊经济造成很大冲击。一方面是希腊对外贸易长期存在逆差，资金外流，只能靠举债度日;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外国游客减少，给希腊的旅游业带来打击。向来对经济不敏感的瓦西里后来才知道，当年希腊政府宣布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远高于欧盟上限后，很快就导致多家国际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主权评级，随后希腊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公司的生意因此会一落千丈，难以为继。瓦西里先是向《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起危机前的好日子：“希腊船东习惯在冬天维修和保养游艇，这样夏天就能驾船出海。在经济危机之前，公司每年都能在冬季接到至少5张大单，加上夏天有不少紧急抢修项目，收入相当丰厚。”但谈起危机升级，他眉头紧锁地说：“到2013年，一切都停顿了，从那时开始就再也没有接到保养游艇的大单，公司业务只剩下零星的紧急维修工程。”2015年瓦西里的公司倒闭。他告诉记者：“那时我没有固定收入，太太是家庭主妇，除日常生活支出外，两个孩子的校外补习班费、健康保险、房产税等都需要钱，我们的银行积蓄很快就所剩无几。”与大多数希腊人一样，瓦西里对无端失去安稳生活感到既愤怒又彷徨，他说：“希腊人民不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却成了被紧缩政策捆绑的替罪羊。但政府援助计划的施救对象是银行巨头，老百姓只能自救。”

　　凭着过去在业界的良好口碑，瓦西里去年才应聘到一家中东船运公司，并被派往沙特。较高的薪水让他们一家逐渐摆脱困境。他现在苦恼的是：“回国休假陪伴家人的时间太少，我还是很想在希腊找到好的工作，但要实现这个愿望，可能还要等很多年。”

　　过去几年，想方设法赚钱成为危机中很多希腊人的优先选项，享受生活成了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居住在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的会计师雅尼斯把自家房屋出租给外国游客，为的是解决女儿上大学一年的开销。雅尼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希腊经济的支柱产业不多，商业又因税负太重失去活力。在退出援助计划后，希腊在市场上的借贷利息还要付出更多，这根本就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希腊人原本热衷政治，但无力感却让很多人的热情消散。雅尼斯认为，通过希腊大选扭转乾坤的想法不切实际，因为无论哪个党上台都不可能有勇气进行真正利民的改革。他表示，“希腊人已经痛到麻木”，他只想女儿能顺利读完大学，然后去更好的国家工作。